演說在晚清的興起,絕對是一件大事。1899年,梁啟超接受日人犬養(yǎng)毅的建議,將學校、報章、演說定義為“傳播文明三利器”;而且,基于對中國教育現(xiàn)狀的了解,梁啟超認定“國民識字少者,當利用演說”(任公:《自由書》)。此后,整個二十世紀中國,無論哪個政黨、派別或個人,只要想進行有效的思想啟蒙或社會動員,都離不開“演說”這一利器。晚清以降迅速崛起的“演說”,不僅僅是政治、社會、學術、文化活動,甚至深刻影響了中國的文章變革。那些落在紙面上的“聲音”,包括演講的底稿、記錄稿、整理稿,以及模擬演講的文章,對白話文運動和文章體式改進的積極影響不容低估。廣場上的演說,不同于古已有之的著述,不能文縐縐,謝絕掉書袋,更忌佶屈聱牙的表述,必須盡可能口語化,突出大思路,傾向于暢快淋漓,這才可能有好的現(xiàn)場效果。而這一點,深刻影響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壇乃至學界的風氣。本文集中討論以下六個問題:一、“聲音”怎樣研究;二、“演說”能否成學;三、定義、溯源與分類;四、演說的三種姿態(tài);五、“國事”如何談論;六、“有聲的文章”怎么可能